为推动我院政治学学科建设，拓宽师生学术视野，营造浓厚学术氛围，6月11日下午我院特邀外交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教学名师、一流学科卓越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王帆教授在学院楼二楼报告厅开展题为《拜登新政与中美关系》的专题讲座，我院100余名师生聆听学习。
讲座开始，王帆院长简要介绍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王院长表示，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对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经济全球化等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王院长接着陈述了拜登新政与拜登主义。王院长指出，拜登作为一名老牌政客，上台时期美国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社会问题，拜登危机意识很强，称美国正同时面对疫情、经济、气变和种族四大危机，日前对拜登主义进行总结可能为时尚早，但仍可以看出拜登主义的显现，其核心一点即外交重新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拜登在国会演讲时较清晰地提到了四个主要方面，第一美国需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的挑战。第二价值观外交，作为民主党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传统，通过价值观连接与其他盟国的关系。第三联盟战略，作为美国霸权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正是几乎遍布全球的联盟维持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通过价值观外交和联盟主义的结合，进一步强化美国的战略存在和战略引导性。第四多边主义，强调美国在国际机制、多边机制中继续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最后，王院长特别强调“美国外交为中产阶级服务”是拜登新政的一个重要看点。“过去，由于中美经济密切的相互依存，经济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至于使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破裂，跨国公司在这之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为中产阶级服务’会否在跨国企业等这一些方面造成影响？增加中产阶级的就业、收入等又如何通过外交政策实现？中产阶级又是否能够通过制造业的回流得到权益？这些问题仍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随后，王院长将中美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979年-1989年为正常化阶段、1989年-2000年由动荡转变为相对稳定、2001年-2011年为两国关系全面提升的“黄金十年”、2011至今则出现了新的阶段，美国对华强行施压。王院长说道：“自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未来崛起将会怎么样？’便成为一个热题，我国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是超乎意料的，美国已不再将中国威胁论当做一个潜在的议题，而是将其作为实在的现象加以应对。”随后，王院长归纳出两国关系的五个主要特征：一、重要性。中美关系涉及两国的重要战略利益，影响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二、广泛性。中美关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安全等方面以及相关部门各个层次的合作。三、复杂性。中美关系形成了广泛的不同层次的利益结构和利益范围。四、互嵌性。中美关系已渗透至各个方面，对两国国内政治的各方面形成不可忽视的影响。五、对抗性。中美之间存在所谓结构性矛盾，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王院长着重强调了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战略共识，包括共同威胁以及共同利益。目前，安全共识不复存在，共同利益也在大幅减少，对抗性因素正在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对华态度强硬的根源也正是因为中国国家实力和战略转变已经突破了守城国的警戒线，逼近战略临界点。王院长强调对中美现状要有清晰的认识，美国两党在策略上有所不同，但对华态度高度一致，拜登强调对华战略构想：做好与中国进行”极端竞争“的准备。美国将继续反击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
最后王院长谈到关于中美关系的一系列的定义，利益相关者、竞争性相互依存、竞争性合作、合作型竞争等等。王院长表示：“从学术概念上来看，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从竞争性相互依存到竞争性共存的转变；从合作型施压到有限脱钩和科技冷战的转变；从亚太战略到印太战略的转变。过去讲竞争性相互依存，竞争性合作，现在讲竞争性共存，实际上是向后退了一步，更加中立，而不是更加积极，或者说是可进可退。”关于当下美国追求的新平衡，王院长认为：“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贸易战的形式会有所变化，美国将会采取精确打击的做法，更多聚焦于科技竞争、规则权竞争等领域。我们希望将尽可能的维护中美合作的大局，但我们也不抱有幻想，美国愿意合作自然很好，美国不愿意合作，我们当然也会奉陪到底。”
讲座结束后，我院师生积极提问，王院长对问题一一作答。王院长的讲座紧扣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思路开拓，气氛热烈，深入浅出，为我院师生系统地认识拜登新政，理解中美关系，更好地进行学习与研究提供了借鉴参考。
